第五十八章 祸福相依 中贞无咎 (第2/2页)
当然，肯定会有人说，领导、上位者不见得总是正确的，如果我的观念才是有道理的，难道我也要低声下气、不能反应吗？
其实，在“易学”里，如果什么是固定不变的，那么肯定就不是好事，随卦之九四就言：“随有获，贞凶”；就此有前人就此提出，既然“贞，正也”，正又怎么还有“凶”？
原因就在于这里的“贞”取意是固守不变、不知变通，就像书呆子、腐儒，纸上谈兵可以夸夸其谈，但实际行动中却刻板呆滞不知所措。
而随卦的这句“随有获，贞凶”的意思，是说你随别人去做事，立意发谋以及主要责任都不在自己，而好处却被自己获得，情理上必然招致别人的怨恨；如果自己还知道变通，依然固守“贞”而取走利益，自然就是“凶”了。
所以，屯卦初九里提出“居贞”不是不让动，而是动要居守于正道；“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”，有尊贵身份的（阳爻）降到卑贱的（阴爻）之下，是谦恭敬人的美德，礼贤下士，自然深得人心。这样的动，难道不是“贞正”？
由此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当你的观点比领导、上位者更和时势时，你是应当提出的；只不过如何提出来是需要好好思考的。
在表示喜悦的“豫”卦里，就言“顺以动”；其取象自然，“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”，天地都顺时而动，所以日月的运行准确不失度，四季应时而来，不会差错。以此，人应当学习天地之道，顺时而动，顺规律而动，自然就无往不利。
以“顺以动”推演出的计谋就是《三十六计》的“隔岸观火”，意同常说的“坐山观虎斗”，其“观”并非消极等待，还要想办法让火烧得更大。但若不能洞察火候，顺其时势，提早发动，那就是“趁火打劫”，而不是“隔岸观火”了；更甚者，可能使敌人消除矛盾，团结对外。
但“豫”卦虽是悦豫，却也有早作预防的意思；所以爻辞中都含有喜乐中要见微知著、早作预备的意义。与前一卦“谦”卦联系起来看，谦卦虚而轻，各爻却很少有不吉；豫卦是怡悦，各爻却很少有吉的；其主张就是居安思危，不可乐而忘忧，稍一放纵就会祸由喜生，只有处乐而知戒，见几知微及时转变，才能吉利。
此与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”的思想不正相合吗？
其实，易经六十四卦的首卦乾卦里描述的周文王故事已经说明了这些（乾卦九三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；九四，或跃在渊，无咎），周文王的父亲季历，就因其周国力强盛，最终遭殷王文丁忌戒而杀害；因此，周文王在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”的情况下，上怕商王力量，下忧己力不足，“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”，即使如此，还是不免有羑里之囚；于是，到了“或跃在渊”时，更是力量越强，越对纣王柔顺小心，害怕不能龙飞九五最终掉进深渊。
也或正是因为他这种时刻小心翼翼的态度，才终能度过难关，最终“九五，飞龙在天。”
（《周易》的第一卦尊乾卦，是在文化、精神上对殷商的改变，殷商易学《归藏》第一卦为坤；其中的具体批驳衍变，后文再作详细论述。）
由此，大家或许就能更明白老子对“居善地”，“心善渊”，“事善能”，“动善时”的水那么推崇，称之为“上善”了。
可是，人却很难看清局势、准确把握时与规律，其所迷惑的首先是自己；弗洛伊德认为，人的本能开始是中性能量（我们前文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纯”？），但因为转换的角度不同，便有了不同的能量倾注方向，即“爱欲”和“死亡本能”（所谓的善与恶？）。
并且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爱欲的迈进，也是向死亡走近；因为现实环境和我们内在常常不允许爱欲无限制满足，当爱欲积蓄过多时，就要转变为死亡本能以保持、平衡精神结构。
因此，我们人类有了因爱成恨、先恨后爱，甚至不明显的爱的感情最初是用敌意或攻击性倾向来表现的（好多电影里男女主角的发展都是如此，我们也觉得自然而然，其根本原来在这里……）
也或许因为如此，每个人对外在的要求、意见、规定等等，就有了两种最直接反应，一是顺从，一是抗拒。
但无论顺从还是抗拒，其实都是外界对你本人观念、准绳的扰乱；就像提说一个物体的左右，你自己划分左右的准绳自然是这个物体的中线，但外界规定的中线则可能与你默认的准绳有所偏差，这样一旦两个准绳不相合一，就造成你个人对“左右”的迷惑；而偏偏所谓的“中正当位”就是要将自己的准绳与外界的准绳相合。
更甚者，外界定下的准绳往往还是动态、时刻改变的，个人又如何去“顺而动”？
认识外界准绳，可以认为是“学”；将自己准绳与之合一，就可以以为是“思”。学而不思，准绳太多，不知与何一相合，此为“罔”；思而不学，不知自己准绳与何种相合，便为“殆”。
因此，郑康成注“蒙”卦的“再三渎，渎则不告”：“弟子初问，则告之以事义。不思其三隅……此勤师而功寡，学者之灾也”，告诫我们学习要勤思，举一隅而以三隅反。
也只有既了然外界的准绳，又明白自己应当坚守的原则，才能有经有权，因时制宜，灵活处理。
做到如此，自然便能“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”。
而国家的政策、法律等，则可以以为是最具权威的外界准绳，如果这些法令条例、政策法规宽厚清明，大部分民众向其靠拢，自然整个社会就和谐平实；而若是严苛细微，不仅可能使人心生迷惑，也会造成人心的狡黠。
就像法律越完善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执法的拖滞，甚至为少数人所利用：因为无论是什么情况，均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一定的保护。
也正是如此，有了“以法玩法”的出现；但没有严明的法律，社会治安又难以维持。
国家政策当“闷闷”还是“察察”，也反取决于民之素质，若每个人都能圣人一般，法律法规也就不必存在了；“闷闷”与“察察”的平衡，不正是决策者当思的“准绳”吗？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外界准绳，不就是广大人民百姓吗？
以此看来，国家政策与百姓之间也好似阴阳、祸福的对立而又相容，决策者就是要找到它们之间“中正当位”的准绳，让它们平衡发展。
这篇文章，依然有人以为具有很多严重缺点，首先提出“老子认为的运动是循环的，不是上升和前进的”；其次，认为老子重静，对事物变化运动表示了厌弃；第三，提出祸福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，而老子则以为祸会自动转化为福。
这些问题我们自当引以为戒，避免产生类似的误解；但是，我个人以为，如果联系整个《道德经》，甚至放进易学里，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的。
易学基本原则之一就是“生生之谓易”，如果以为它只是不变的循环，便不算真正理解；而作为易学的分支，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分辨出来，老子还能写出《道德经》吗？《道德经》还能尊为哲学经典吗？
老子或许更重静，但有没有表示对动的厌弃？老子极尊崇的“水”之性中便有“动善时”，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中的“法”，是静是动？
而所谓的转化条件，需要刻意提出、具体说讲吗？整个《道德经》不就是在讲为何、如何顺应自然规律，何时会变、何时当动吗？
前一篇我们提出以学习的态度继承别人的观点、知识，可在这里我却忍不住对别人的见解作出反驳，看来修养还是不足。
特此提出，大家引以为戒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