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八十五章 “追赃助饷” (第1/2页)

段鹏在云南第一财主“宝源钱庄”大掌柜李顺隆主府的这番面见及谈话，被当日在场的一些“官吏”和商家们一“交头接耳”，马上如“炸雷”般的迅速传遍了昆明城，并扩散到了周边的地区。一时间，几乎每位“有头有脸”的人物，都在这番话中权衡着自己利益的得失，研判着可能的损失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这位新任巡抚大人与郡主的这段姻缘，则是演变成了百姓大众们街头巷尾的“欢愉”段子，于他们来说，庙堂之上的那些个“明争暗斗”，与他们这些人是无缘的。
　　
　　紧接着，李顺隆二子，新任的朝廷副将李昱锋，也开始正式进驻云南布政司，协同理顺云南的民政次序，这方才让一些早已惴惴不安的“富裕户”们，稍微松了口气，无他，这位二公子也算是“同一”利益阶层的人，代表的是云南原有那班权势群体。
　　
　　而布政司所发出的第一道通令，则就像个“温柔”的催命符，直接把那些犹豫不觉的“地主”们，迅速吃了个“定心丸”，使他们在这炎炎夏日里，得到了无比欢快的凉意。
　　
　　通令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承认云南现有土地的“主人”，只要能拿出地契，或者是各宗族里认可，只要没人来衙门“鸣冤”的，都能得到重新确认，并换发新的地契。
　　
　　这一下，让那些“地主”们立刻显得极为的亢奋，要知道多年以来，他们左腾右挪费尽周折才得到了许多“土地”，而这部分“隐入民田、混入寄籍和隐入轻科余田”的东西，本就是见不得“台面”的，一直未得到朝廷衙门认可的，也是他们之心头大患，如今能得到衙门的正式确认，又岂不是他们自己所梦想？
　　
　　另一个重大确认是，这位新任巡抚不是大西军和大顺军之流的做法，“追赃助饷”！这也是大明地主阶层最为担心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诚然，一直以来，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也好，还是张献忠的大西军，其所统领的口号就是“免赋，不纳粮”！这种政策在李自成起兵的初期起了很极积的作用，最起码得到了农民阶级的支持，这就是大顺军在初期发展得很快的主要原因。可“不纳粮”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吃，喝，拉，撒的银钱从哪来？更为可怕的是，打仗是什么？那是烧钱！农民免赋了，那钱从哪里来？这钱是不会从地里长出来的，总得有人出吧？于是，李自成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以“追赃助饷”代替田地的赋税，农民不出钱那就让地主出钱，反正地主有的是钱。这个“追赃助饷”其实就是抄地主、富商、王公、贵族的家，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，也称吃大户！按照段鹏那个世界的话说，就是没收他们的所有非法所得。
　　
　　可事实上，自1643年十月孙传庭的部队被大顺军消灭后，许多官员及商家就已经知道大明不行了，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变。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把这看成是历史上习以为常的改朝换代，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归顺李自成。而他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自利益不受损害。可李自成和张献忠却没有及时改变他们的策略，依然继续采取这种“掠夺”的法子，在“追赃”过程中官僚地主们“非法”得来的家财难以保全，有的官僚地主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。于是，那些“归顺”过来的地主官员们，他们自己的利益不但没有得到保护，反而受到了损害，这也就是书中所记载的怒骂：“岂兴朝之新政哉，依然流贼而已！”同时，这也是李自成，张献忠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。
　　
　　对于这一点，段鹏自己则是看得非常明白的，故此他采取的是“保护”！在他看来，任何一种政体，任何一种社会，在其统治层面上都是精英人物，而地主群体可以称得上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了，是万万不可随意去打击的，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　　
　　如此一来，云南境内最为富裕的地主们就首先站出来拥护新任巡抚，并在公开场合开始颂扬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而布政司的第二道通令，则要“中性”了许多。通令先是给商家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“远景”，并承诺将继续加大扶持他们的力度，要让云南的百姓先“富裕”起来，让他们有闲钱，有能力养活自己及家人，这样就能把市场的份额做大，然后再鼓励商家们在这种前提下去“发家致富”，并隐讳的暗示了他们不必在乎眼前的“点点”利益得失，可在执行的力度上，却是雷厉风行的，严查追究违反之人，具体到细则上，依然是沿用段鹏在蛮莫时的做法，“买价不及十两者，免税，其买价至十两以上者，每两止税银两分五。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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